（新唐人記者林丹 謝宗延 陳修文報導） 一九四八年六月，由『晉察冀日報』和前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併而成的中共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在河北省平山縣裡莊創刊，毛澤東為它題寫了報頭。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遷入北京。同年八月，正式成為中共黨的機關報。從此，它扮演著為中共各屆領導人代言的角色，充分發揮著黨的「喉舌」的功能和作用。
【主持人】『人民日報』在我們許多人的記憶中都有著難以摸去的印記。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它曾強行進入人們的生活，不管你是否願意，都不得不與之為「伴」。如今那種強迫訂閱，開會學習的舊式洗腦式宣傳，已難無以為繼。如今，『人民日報』也與時俱進，無論是版面，還是內容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其面孔似乎已不再像以前那般可憎。面對五彩紛呈，變幻莫測的媒體世界，我們是否可以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信息自由的時代！我們是否可以理直氣壯地大喊：世界，我瞭解你！？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節目中，資深媒體人吳國光先生，將以他在人民日報社及中共權力機關工作的親身經歷，為我們分析近年來中共在媒體宣傳和控制上的新特點、新手法和新變化。
【旁白】 吳國光，山東臨沂人，曾任人民日報社主任編輯，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參與了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制定和中共「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工作。一九八九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為各國傑出新聞工作者設立的尼曼獎學金，同年，赴美深造。一九九五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吳國光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以及中國研究講座教授。
【記者】您能先給我們講一下您是怎麼進入人民日報這個媒體的，您的經歷好嗎？
【吳國光】我是文革以後恢復高考，考到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來的。那是文革以後北大唯一的一屆新聞專業招生，因為當時人民大學還沒有復校。畢業以後我就考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新聞系，在那�我讀完碩士以後，就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了。
【記者】那您在人民日報在哪個部門工作呢？
【吳國光】在人民日報評論部，就是寫「社論」啊 ，寫「評論員文章」啊。
【記者】那你都寫過什麼樣的「社論」呢？
【吳國光】大毒草（哈哈）。 那個時候「社論」比較少，主要是「評論員文章」。因為社論送審的層次非常的複雜，要一直送到黨的總書記，所以評論員也不願意有這麼多的送審 ，那麼「評論員文章」就相對比較簡單一點。所以那時候寫評論員文章比較多一點。這個名作我沒有， 沒有像「四.二六社論」那樣的文章。
【記者】您在人民日報工作了多長的時間？
【吳國光】從名義上來說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到一九八九年初我出國，大約有三年多的時間吧。但是因為從八六年的十月開始， 我就被借調到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去了那個時候我工作的工作的關係我在人民日報，但是我基本的工作是在當時趙紫陽組織的那個研究政治改革班子�，所以偶而還回來寫一點「社論」，但比較少。
【記者】當您進入到人民日報的時候，有沒有一些什麼規章制度是您必須要遵守的嗎？
【吳國光】八零年代的政治環境相對比較寬鬆一些，特別是八零年代後期，改革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當時媒體的自主性相對比較強一點，當然整個的控制還是在那�，但是當你自主發揮的時候呢 ，「上面」不會每天盯著你 。你只要不是捅大的簍子 ，不是直接和他唱反調，你雖然帶著整個制度的枷鎖， 但是你要自己跳一跳某種「華爾滋」舞步， 當然他也不會說，你一定要「正步走」 。這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當然，我也感覺到做媒體這個工作是一個非常受拘束的工作，我自己非常不適合做那個工作，但當時分到那�工作，你知道在中國分配一個工作以後，你想要調動也很難。
人民日報新樓（網絡照片）
【記者】那像您在人民日報，它是怎麼個工作程式呢？比如說一篇稿子，它是怎麼樣最後見諸於報端呢？
【吳國光】一般來說，這個稿子都要經過主管的黨和政府部門來審查。像「社論」一般是由上面的領導人出題目給你，或你根據領導人的談話和上面的「精神」去提出一些題目。當然「評論」就更嚴重一點，因為評論是發表意見嘛。所以要送到中央宣傳部有關部門去送審。
從這個權利架構上來講中央宣傳部和人民日報本來是平級的。在毛的時代人民日報的地位比中央宣傳部還要高，但是後來送審的機制比較嚴密化以後，黨的領導人又看不過來那麼多評論，所以中央宣傳部就負擔了審查人民日報評論的這樣一個責任。
當然，文章寫好以後第一步先送給報社的領導審閱；然後，還要送到相關的上級主管領導處審閱。 比如說有一篇評論是關於外貿工作的那可能要送到國務院主管外貿的副總理那裡去送審。但是像我們評論部承擔的評論一般都是政治性的，那麼這個就要送到中央書記處主管宣傳的書記，甚至總書記處去審。
【記者】但不是每一天的報紙上都要需要「評論員文章」吧 ？
【吳國光】你看西方的報紙每天都有幾篇社論，也有許多評論的專欄。那麼中國的報紙的評論就相對比較少，就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審，那麼寫的積極性也就不高。領導人也沒那麼多時間看，而且言多必失，你寫那麼多幹嘛。領導人講完話，你把它重複一遍就完了，去發揮，再發揮出毛病就比較麻煩了。所以中國報紙的「評論」的量，也是比較少的。
【記者】您在人民日報期間，有沒有甚麼給您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呢？
【吳國光】我記得一九八七年的時候，有兩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廣州去採訪，他們就寫了一篇分析性的報導。文章講，廣州臨近香港，它們不斷經受西方「腐朽」文化這些「壞」東西的影響。當時主管文化和宣傳事務的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胡啟立看了以後就說，你們要寫一篇評論，要鼓吹這個思想。 這個任務就落到我頭上啦。我當時就不想寫，我想什麼腐朽文化，我不覺這個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說西方也有很多先進的東西，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的一個過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寫這個文章，這樣一拖就拖一個星期。有時候會拖「黃」的，因為領導人事情很多，就會忘掉。
結果沒想到胡啟立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問人民日報說，這個評論怎麼還沒寫出來呀？ 那麼沒辦法，就只好寫了。但我扭了一個角度，就說廣州由於面臨文化的前沿，那麼不斷地接受西方的東西啊，所以他們就在改革開放中有動力，不斷地往前走。這個話題就等於是扯到另外一邊去了。就沒有講西方的影響是負面的東西，而是說實際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華社的報導和我的「評論員文章」就同時登出來了。『廣州日報』即廣州市的機關報，馬上登了廣州市市委書記許世傑的談話，他在談話�邊隻字不提新華社的報導。他說，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我們指明了下一步改革開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們報社內部的評論欄上，也有很多爭論。 有的人早就對新華社的報導非常反感，他也沒有看懂我的評論，就說這個評論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另外的人就說，這個評論寫得好，把這個意思給改過來了。這就是說，當時既有上面給你出主意，給你出題目，也有評論員當時在八十年代自己發揮的空間，這兩個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最大感觸就是，中國的媒體要想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意見，能夠自由報導自己的見聞，還需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即使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領導人相對比較「開明」，整個政治制度相對比較「寬鬆」的情況下，由於沒有獨立的報紙，報紙的一切資源都是由黨來控制的，因此，無有自由可言。
比如說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報的紙。那種紙是一種特殊的紙，俗稱「白報紙」。這種紙每個報紙能得到多少是由國家計畫批給你的。你的報紙再受歡迎，但國家不批給你這個「白報紙」的量的話，那麼你就不可能擴大你的發行量。也就是說，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辦一份報紙， 但由於你根本得不到這種印報的紙張，你也不能印新的報紙。當然還不用講政府從財務啊，從人事，從發行上的控制。 它有一個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統，從物質的到心靈的控制，有非常複雜，非常精密的一套控制運作體系。你要衝破它，那就會有重重的阻力。
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報的評論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於「自律」的這樣一個精神，當然後來的情況就比較不一樣了。
比如說 一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一個比較「反動」的階段。那麼當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贊成這個做法。從一月初到大約四月底，大約四個月的時間�，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間，你會發現人民日報發的評論員的文章�邊，可能會有三到四篇是講植樹造林的。因為正好是春季嘛。那麼本來一年發一篇這樣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時候一年也不會發一篇。那麼為甚麼會有這麼高的積極性寫植樹造林呢？就是說你不想講「反自由化 」，但他說你為甚麼老不發文章呢？你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寫植樹造林。你看我們還是不斷地在寫呀。像這種非常微妙的一種反抗，可能也沒甚麼實質性的效果，但那只是一種個體的行為吧。
【記者】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 到胡錦濤 他們對媒體的控制有一個什麼樣的變化呢
【吳國光】毛的時代它基本上是一個粗獷的作業，因為他的控制是沒有挑戰的，毛要怎樣控制黨國宣傳機器，就怎麼樣控制。 那時國外的媒體也不可能進來，你那時候要收聽「美國之音」就把你抓到牢�去了。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控制就比較為所欲為啦，那麼比較放肆啦。 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共產黨控制媒體的一些基本格局，從黨擁有所有的媒體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出發，然後到這種「洗腦」的運作方式。
那麼鄧的時代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時代，因為鄧固然是說一不二的領導人，但是其間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階段，他們在具體的推行過程中，有很多開明的政策。但是總而言之，就是說從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到一九八零年代末期這十年當中，它是一個毛的這樣一個控制機制在不斷地衰退，不斷地減弱，那麼共產黨也還沒有建立新的控制機制的這樣一個階段。
那麼到了一九八九以後，鄧還在，從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機制，並在不斷地參考新的發展，新的手法，來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這個控制機制和毛的時代相比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它是「有限」控制機制，而不是「無限」控制機制。就是說毛的時代就是什麼都要控制，從你要穿什麼樣的鞋，留什麼樣的頭髮，也認為是意識形態。當然在宣傳上也是從第一版頭條標題是毛的講話，到「報屁股」上最後一個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須符合黨的基本路線的。
那麼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控制就有所減弱，有所放鬆。那麼市場化的衝擊，新聞工作人員尋求新聞自由的這樣一個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鬆。那麼現在呢，可能對「報屁股」就比較放鬆了。你在這裡可以講一些風花雪月，講的可能和黨的基本的東西完全不相干的，在過去認為這是腐蝕黨的基本的東西，現在你可以說了。就是說，你去腐蝕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經收縮到核心部位。但是對於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強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你在這些「報屁股」上出現一個真的和他的核心針鋒相對的東西，可能嗎？是不可能。 那麼這個就讓你感覺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實上，你對它的反感就減弱了。那麼它這個核心控制再說出的話，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麼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媒體發展確實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有新鮮的因素介入， 一個就是媒體開始追求市場的利潤，新聞從業者也開始追求專業的素養， 那麼再加上全球化的這樣一個衝擊，國外的資訊也大量的湧入， 再加上互聯網的出現，這都使得傳統的黨和政府來控制媒體的機制在某種情況下失靈了。
實際上，你看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時候呢，包括官方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學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靈的一個表現。你看他們在總結「六四」的時候，首先講的就是「輿論導向」。「輿論導向」這四個字是他們在經過「六四」發明出來的。就是說「輿論導向」錯誤，所以發生了「六四」這個事情。 所以從那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控制輿論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麼他既花功夫重新把過去毛的那個通過黨的組織，通過中央宣傳部的這個層層的「吹風會」恢復；又通過對媒體的經濟命脈的控制；通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人事控制，把這一套東西重新加強。
在一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傳統的手段來加強的。加強以後呢，大家就沒有興趣看他的媒體了。 因此他在一九九零年下半期，它開始把這個出現的這些新因素 包括市場化的因素，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納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後利用這些東西來擴大他的宣傳的可信度。這個能賺錢，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線，我就讓你去做。那個東西雖然能賺錢，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線，我就卡得死死的。
這也是為甚麼說現在中國民眾的心理和一九八零年代的民眾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別。 一九八零年代的民眾他們會覺得說，我們不瞭解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我們想瞭解。那麼現在的民眾會說，我很瞭解啊。比如說，如果我們去看中國到國外訪問的這些官員的話，那麼一九八零年代出訪的官員，他們急於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麼樣子；那麼現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一看， 咳，這個我都知道，那個我都瞭解。明明生活在一個說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這樣一個世界�，但是他們卻認為，是生活在一個信息充分的世界�。這是近幾年出現的一個非常新的一個情況。
這個不是冷戰時期那種信息的「珠目」，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這樣一些民眾， 他們不瞭解西方的情況；也不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媒體，給你報導這個盡可能的充分資訊的社會。
【記者】以前我們談到媒體大家都說是黨的「喉舌」，有個「喉舌論」。那您剛才又提到「導向」，從您剛才介紹的情況看，我們覺得共產黨也是在「與時俱進」，也在不斷地改變他們對媒體控制的手法，那有一些什麼樣新的手法呢？
【吳國光】我想「喉舌」這個基本的理論沒有改變。 「導向」呢，其實中國共產黨辦的第一份刊物就叫做『嚮導』。他們也有這個傳統，也在不斷地調整，怎麼樣才能實現它「喉舌」的功能。
那麼過去毛的時代就他一個人在講話，那麼他沒有競爭對手，所以呢，他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一般來說，你沒有競爭對手的時候，一個人就不需要那麼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罵，那麼當然也可以不斷地在那�「作詩作賦」，他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那麼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全球已經失敗，那麼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把中國緊緊地納入了這樣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喉舌」功能；要這個媒體實現「喉舌」功能，他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那麼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他就必須發展新的辦法，那麼這些新的辦法應該說是滿多的。
借口傳聲欺騙性強
【吳國光】你會看到現在兩會期間，有一個很有意思現象，就是中國的記者很熱心地去採訪他們外國記者同行。讓他們發表對於中國的看法，這個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一，他選擇的老外同行往往是來自哈薩克的電視台記者呀；或者是來自中東某個國家的電視台記者呀；或者是來自委內瑞拉的電視台記者呀，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人長得是老外。這些記者的國家呢，應該說新聞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沒有，有的是非常薄弱，這些人就對中國的東西還是滿欣賞的。 所以他就講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當我們中國的觀眾看到電視上一個「洋鬼子」在那�大講中國的兩會報道是很自由的話，他當然想人家「鬼佬」也這麼講，看來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國的自由也不過如此啦。那麼這個欺騙性就很強啦 。
再一個，我們知道即使是採訪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見解的記者， 那麼當然就是說他知道 如果你要講不好的話 可能明天不讓你在中國採訪啦，所以他們也會「自律」。那麼這個就是也是一種巧妙的利用了。就說它的開放程度確實是在增加，但是越開放欺騙性反而更強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體。因為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多元的，就是競爭的。那麼有人講這個東西；有人講那個東西。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很喜歡揭露西方的陰暗面的，中共把這個東西拿來為我所用。
西方的媒體瞭解中國，是通過西方媒體駐中國的那些記者。那麼我們知道這些記者在中國，他們的活動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嚴密的監視。曾經有一個駐中國的記 者幾年以前寫過一篇文章，登在『華爾街日報』上。他說，他在中國做一個新聞記者，就好像被看作是一個間諜一樣的感覺；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說�寫的那樣； 電影�寫的那樣的鏡頭，電話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現狀的瞭解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啊，很多人你不能見啊。這是一個。
那麼再有一個就是，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國駐中國的記者「放風 」。特別是現在關於高層的權力鬥爭的這個東西，那你會看到經常經常是路透社在報導這個東西；『紐約時報』在報這個東西。那他們怎麼會得到這個信息啊？當然 是有在高層領導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風聲給他們的。那麼我們知道，比如說你在中南海工作，如果你把風聲透露給外國記者，一旦被發現了是不得了的事。 說你洩密也好，說你裡通外國也好，整個你的生涯就完全毀掉了。
那 麼是我相信呢。他們是有意這麼做的。那他們為什麼要把這個風聲透露給西方記者呢？當然是有權力鬥爭之間互相的需要，但也有一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說，我們看 到有些風聲透露說，因胡和江之間的鬥爭，所以有些事情胡錦濤就做不成啦等等諸如此類。 那麼這個就會讓人感覺到就是說，其實呢某某某領導人也很開明的，但是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們還要寄希望於這個事情。使得你感覺 到這樣一種對現政權寄有希望也好；對某個人寄予希望也好。這也是一種很精緻的一種宣傳。
這當然一個很好的新聞，那麼西方媒體當然為了搶這個料。 本來一個外國記者怎麼可能瞭解到中南海裡發生什麼事情，當然有人透露給你這個信息，你就非常樂意用這個，這種非常細緻的手法現在都在發展起來了。
部分開放 本質封閉
【吳國光】二十世紀的中後葉，有一個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爾波普爾，那麼他就提出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區分。那麼我現在要加一條就是說有那種「部分開放」的社會。它本質上還是一個封閉社會，但它是部分地開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閉的社會。
那麼這個開放也好，封閉也好，講的主要是資訊嘛。那麼部份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現象，我認為這個現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表現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記者】您能不能舉個例子來闡述您這個觀點呢？
【吳國光】比如說，對於美國社會的瞭解吧，那麼在毛的時代，宣傳說西方社會到處都充斥著剝削啊，吸毒啊，所謂腐朽的東西氾濫啊。那麼那個時候大家都相信是這樣子，那麼到了八零年代時候，大家就會說，哦，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大家就急於想瞭解外界是什麼樣子。
那麼這個時候，當你看到西方的報導，你就會說，哦，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麼到了九零年代以後呢，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媒體已經開始不拒絕報導西方的東西，甚至讓西方的媒體也可以部份進入中國，那麼這個時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體本身報導負面的東西，來引入到中國。看了以後，你會覺得說，你看西方的媒體也是在揭露西方社會的黑暗，所以顯然西方社會很黑暗的。那中國的媒體在揭露西方黑暗，當然說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說『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這份報紙在中國是內部發行的一張報紙，但是現在在中國的大街上也可以買到。但是他沒有取消它內部發行的限制。這個就是一個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說根據我幾十年看『參考消息』的經驗，『參考消息』已經越來越從一個過去是報導西方那些對中國比較有負面批評的那些東西，然後讓領導人看了以後，有所警惕，有所瞭解下情的這麼一個功能，變為一個越來越給更多的老百姓做宣傳的那麼一個工具。所以現在你去看這個『參考消息』的話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從外國媒體上摘的那些講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東西。那麼這樣的一個報紙它的發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參考消息』可能是中國僅次於『中國少年報』之類的，最大的發行量的一個報紙。
【記者】為什麼『中國少年報』是一個參照物呢？
【吳國光】那是因為少年兒童各個班都要訂啊，所以的發行量相對比較大。那個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市場利益 ，但這個『參考消息』呢，它這個市場參考指數是很大的，如果你在『人民日報』登了一句話中國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參考消息』上登了以後，他們就相信了。
利用媒體 粉飾太平
【吳國光】那麼還有一種吶，就是利用少數已經出現的，帶有獨立性的媒體。比如說，二零零三年這個「薩斯」在中國叫作所謂的「非典」，這個「非典」出現以後，因為中國的廣東當時掩蓋廣東當時已經發生了「非典」的真相 ，使患有「非典」的患者來到香港，致使「非典」傳向了全世界。世界上開始認為中國是在掩蓋真相，對中國的批評聲音是很強的。
中國大陸政府就不得不讓一些相對獨立的媒體比如說『財經雜誌』 ，它非常好，辦得很好。他們深入到山西，揭露山西這個「非典」的災區的一些情況。而這個本來是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的一種鬥爭和努力和成果，但是中國政府卻拿對外說，你看，我們不是也報道這些事嗎？好像是中國大陸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非典」的真相其實。實際上呢，反而給他粉飾了太平。我當時就提出了疑點，就是說想檢驗你是不是真的掩蓋真相，或是說了真話，這很簡單，就讓蔣彥永醫生自由的接受外國媒體也好，中國媒體也好，誰的採訪都可以，讓他自由接受嘛，那為什麼不能讓他自由接受採訪呢。
我就是講這個所謂「部分的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政府對西方媒體有非常強烈的選擇，他不會讓整個西方的媒體全部進入中國社會，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會說西方媒體可以自由進入中國，那肯定不可能的。 當然他有控制的權力；有壟斷中國整個社會，讓它接受什麼資訊，不接受什麼資訊權利的權力，那麼他就製造一種假像。就好像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充分開放世界，你西方講什麼我們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甚至還多，那麼當然是非常片面的東西。
精緻宣傳 巧妙欺騙
【記者】您把現在中國政府對控制的媒體稱為是一種「精緻化」的控制， 那相對於以前的那種粗糙，他的 「精緻化」到底「精緻」到什麼程度？
【吳國光】我舉一個例子。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要說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一個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這就是非常粗率的一種宣傳，想不出來說什麼話說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一看就是宣傳； 一看就是強加於你；一看就是很笨，，很笨。那麼現在呢？當他要說中國改革開放好的時候呢，當然他也有這一方面，也有領導人出來 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好什麼之類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這種就是說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講，你看西方媒體在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如何如何的好；看我們留學西方的學者回來是講中國改革開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還讓你瞭解一點改革開放出現的一些問題，但是中國政府是如何地在解決了這些問題。
比如說腐敗的問題吧。腐敗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的民眾都切身體驗到的一個非常負面的東西，如果美國發生了一個腐敗案件，他會大肆地宣傳。那中國人會想說中國固然是很腐敗，那美國也很腐敗呀，那政治都這麼腐敗，所以中國也不比別的國家差。 又不斷地說，要成立一個新的反腐敗局，然後媒體就大肆地報導，作深入的報導，然後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說，中國一年查出了多少官員等。 其實，這個是很荒唐的現象，你一年查出上幾十萬，幾百萬的官員，說不定你們官員腐敗的很嚴重嘛。他說，你看，我們成績很大呀，我們這個反腐敗的決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總而言之，就是說他現在延續的宣傳手法，不是完全迴避問題，也不是直接這樣王婆賣瓜，而是一種非常迂迴的方式，讓你感到可信方式來進行。
少透明度 無知情權
【旁白】2003 年3月17日，像往常一樣，吃過晚飯後，畢業於武漢科技學院藝術系設計專業，被廣州市達奇服裝有公司僱用的孫志剛，獨自前往附近的網吧。因未隨身攜帶身份證，被送往派出所。當他的朋友把他的身份證明送到派出所時，卻被告知孫志剛已被送往收容站，其收容表格上稱孫志剛為「三無人員」，即：無正常住所，無合法工作，無合法的身份證件的人員。3月20日孫志剛在一家醫院死亡。官方媒體曾堅稱孫志剛是因病正常死亡，而《南方都市報》記者的調查結果卻是「被毒打致死」。
【吳國光】那麼這個事情出現以後，當時有幾個法學博士，他們就連名上書，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變這些所謂「外來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後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討論了這個「收容條例」，並撤銷了很多收容站，當時中國很多媒體就拿這個大做文章，說公共輿論影響了中國政府的這樣一個政策，改善了中國政府的這樣一個決策過程。那麼這個就被當作是中國的媒體不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使得政府的決策越來越靠近民眾的需求的地步。那麼我覺得這�邊就有很多隱藏的因素，沒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說這幾個法學博士勇於上書，是引起了一場公共討論這個公共討論。它首先是在互聯網上發生的，而中國的這樣一個平面媒體涉及得是非常少的；電視媒體根本就沒有報道這個。就是說這個消息的報道是有很大的一個限制的。
那麼再有一個就是，根據我個人瞭解到的信息，這個收容站取消以後，基層的警察就反彈得非常強烈，因為他說，我就沒辦法搞這個社會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見誰亂晃蕩，也沒有理由來質問他。而且當時有的警察甚至說現在你在哪個地方如果遇到一個人他亂晃， 你問你叫什麼名字？他就會說，我叫孫志剛。顯然就是要和警察對抗嘛。根據我當時得到一個信息，整個廣東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麼這個就給中央政府很大的壓力。當時你如果注意看報導的話，就會發現互聯網上有報道說，在北京新華門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門前，有幾十個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裡靜坐示威。究竟為什麼？這個在中國沒有公開的報導，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警察來示威，這也可以理解。還穿著警察制服？ 那麼如果沒有相當的人在支持的話，他也不敢幹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中國有關的執法部門，對這個變化是非常不滿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我就注意到在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撤銷『收容條例』以後的大約一個多月後，國務院又召開常務會議，討論另外一個問題，但報道最後一句話說，也討論了『收容條例』問題。那這就很奇怪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不是已經取消了『收容條例』嗎？幹麻又討論這個問題啊？那麼為什麼在一個多月裡面要討論兩次這樣一個問題？那麼我個人沒有任何的第一手信息，但是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判斷，我認為這第二次這次討論，是對第一次的有所修正。那為什麼中國的媒體就不能公開地報導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中國媒體就不能跟蹤報導，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收容制度到底在發生什麼變化呢？如果這些不能敞開報的話，那麼我可以假設，當初撤銷收容制度這個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完全做到。這就是說，當你說這個公共輿論影響了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它只是把那些帶有進步的那一個小因素讓你報導了，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你談。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巧妙的。他讓你感覺到說，他有進步，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你去追蹤，不追蹤呢，這�面就有一個很大的很大的「貓膩兒」。按這個北京話來講，是有很大的蹊蹺。這是一個例子。當然，它有媒體衝破封鎖影響政策的那一個可能，但是這個可能在現制度下也許某個中共領導人，甚至都願意聽你的意見，但是整個這個機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當它施加壓力反過來走回頭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整個媒體就不可能跟蹤再報導它了。
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記者】我記得您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種概念非常新穎，就是叫「超真實的真實世界」。您並沒有「虛假」這樣一個詞，您能不能給我解釋一下這個概念？
【吳國光】所謂「虛假」，就是說他講的話是完全和現實是合不上拍的，這個是虛假的 。
那麼「真實」，就是說現實是什麼樣子，我們充分去反映它。那麼所謂「超真實」，就是說他從真實中擷取一些細節，然候重新構造，扭曲 。你要說它是假的呢，那個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你要說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訴你很小一部分是真的，那總體的真實它沒有告訴你，但是他構造出來以後呢，你認為這個東西非常真實，但實際上它和真實是不一樣的。就是說，他用的可能是真實的部件，但組建出來的是一個虛假的東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一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其實你如果對比西方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報道，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對同一個突發事件，你如果去看西方的媒體，他們肯定報導是不一樣的 。『紐約時報』可能這麼講；『華盛頓郵報』可能那麼講；你們的媒體可能這麼講，這是一種現象。 那如果你要看中國的報導呢，大家的報導都是一樣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樣的。那麼一般的人就會想，那中國的報導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他見大家說的都是一樣的嘛，那顯然就是這樣子。 那麼西方的媒體顯然是虛假的，怎麼你說這樣？他說那樣呢？
當然也不可能說西方媒體是完全充分報導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一個根本的自由， 這個根本自由就是競爭的。 那麼這個競爭就使得這些不同媒體之間要來爭奪讀者，那麼爭奪讀者靠什麼呢？並不是靠你說得花言巧語，也不是靠你說得這個版面做得漂亮， 當然是要靠你能不能給大家提供大家關心的信息。那麼這個信息，既是大家關心的，也是真實的，有助於大家瞭解周圍的世界，媒體主要在競爭這個東西。
還原到我們的現實的，真實的認識世界，就像讓我們兩個人現在描述這個房間的情況，我們的描述肯定是不一樣的，我會說那裡有兩盆植物，你會說我看到那有三個沙發。那麼中國的媒體之所以完全千篇一律，是因為它說你只能看到這個，你不許看到別的，所以他看到的東西固然是真實的，但是呢實際上你的認識過程是不真實的。如果大家都能夠自己來看這個東西，那每個人看到的東西肯定不一樣嘛。所以我覺得他利用這種細節的真實，那麼構造了一個虛假的，不真實的這樣一個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一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主持人】染髮，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時尚，但對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人來說呢，更多的是一種對歲月痕跡的遮掩。據說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頭髮也都是染過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無可非議，不分性別，年齡和身份。一次在網上閑逛，無意間讀到了吳國光先生的一篇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對染髮大發聯想，讀罷讓人忍俊不禁，同時又令人思考。也真是因為這篇文章，促成了我們的這次採訪。下面我們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吳國光先生由染髮引發的思考。
【吳國光】我是在中國的網站看到這樣一個文章啦，它是在讚揚溫家寶。那麼就透露這麼一個細節，就是溫家寶去染頭髮。中國的領導人他們的頭髮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歲的人了，而我們看到他們都是滿頭烏髮。 溫家寶在就染頭髮的時候，就跟他的染髮師說，我這六十多歲的人了，搞得滿頭都是黑髮，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你不要給我染成那樣子了，你就把我的兩個鬢角給我留出來，那至少看上去還真實一點嘛。
我個人對溫家寶這種美學品味，還是很讚賞啦。就是說搞的那麼全都是黑髮，像個玩偶一樣，是很難看啦。就從這個事例，我覺得就是說溫家寶也知道，如果留存一點真實來，那麼好像那個虛假的部分，也會看起來很真實啦。我們知道『紅樓夢』裡面有一句名言說，「假作真實真亦假」，但是反過來也是一樣的。這個真吶，就是在假的過程中，在整個假的海洋中，留出一點真的來，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可能整個假的也變成真的了。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溫家寶那花白的鬢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髮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懷疑其它地方的黑髮是染的了，我們認為那其實真的是黑髮啦。
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的這樣一個宣傳，就不像毛的時代全部給你染黑了，讓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現在的宣傳，它給你爆料了一點真實，那你覺得說哦 其實他說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一點啦。 我覺得就是這個美學品味的這樣一個精緻，這樣一個「高級」，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這樣一個控制，它控制的這套方法，也在進步，也在提高，也更精緻，也更巧妙。
【主持人】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大陸媒體開始朝著追逐利潤的市場化邁進。由於互聯網的出現，全球化的衝擊，國外資訊大量地湧入，傳統的中共控制媒體的機制在某種情況下開始失靈。曾有輿論說市場化和全球化會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那麼事實是怎樣的呢？在下次的節目中，吳國光先生將繼續與我們探討，請您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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